长期看，未来十年美国预算赤字累计将高达20.2万亿美元，同期国债利息总支出将增至10.6万亿美元。
继前一财年产出历史上的第三大财政赤字，2025财年前5个月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支缺口接续扩大至1.15万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0.32万亿美元，且创下同期赤字新纪录，这一结果无疑让美国财政部未来四年内将赤字率压减一半的努力变得越发急迫。更为重要的是，鉴于自己在首任期内曾创出了共计3.13万亿美元这一美国历任总统无人能越的最大体量财政赤字，特朗普夸下了接下来四年新任期中要大幅削减赤字的海口，只是看眼下局势与未来趋势，其试图祛除赤字规模日益肿胀的心病恐非易事。
扩张财政赤字的主要力量
无论是为了加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是提升新任期中的自身影响力与政治威望，抑或是出于弥补第一任期内变革预期落后的遗憾，特朗普都会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加大以减税为主旋律的税改力度。由于首任期内党内分歧，特朗普将企业所得税率从35%降到15%的目标提议并未实现，最终税率仅降到了21%，且至今年年底14%的企业所得税率降幅行将到期，特朗普不仅已经决定将该税率降幅锁定为永久有效，而且进一步将税率下调至20%或15%，但15%的最低税率仅适用在美生产的企业。
个人所得税也是特朗普减税政策方阵的主体内容。一方面，针对在职的一线工人、服务人员等工作群体，特朗普取消了对加班与小费收入的征税，同时允许汽车贷款利息部分抵税；另一方面，对于中老年群体，特朗普取消了社会保障福利的缴税，也就是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老年人在领取社会保障福利时不再缴纳50%~85%的所得税，如果再加上本已存在的各种抵税与免税项目，美国个人所得税削减与降低的幅度不小。
美国个人所得税一直是政府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2024财年对公共财政的贡献额度高达2.43万亿美元，同时企业所得税收入净增1100亿美元，总规模达到0.53万亿美元。对比同一时期内的4.92万亿美元财政总收入，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贡献总量占比超过60%。因此，特朗普的全面与大力度减税必然带来财政收入的锐减以及赤字规模的扩张。按照美国智库税务基金会的测算，特朗普的减税政策或在未来十年减少7.8万亿美元的税收，平均每年减少7700亿美元左右，同期将产生6.7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特朗普正在大力度推行固定资产投资奖励性折旧，即所有资产的当期折旧率从50%提高至100%，与此同时，为激励与支持制造业发展，汽油车制造商以及钢铁生产商从政府手中拿到的设备改造与升级补贴也会明显增加；更重要的是，上一任期中，特朗普曾经提出过规模为1.5万亿美元的大基建计划，但由于民主党的反对而最终搁浅，旧盘重操，特朗普已明确提出要“重建我们的城市”与“拆除丑陋的建筑”，以城市建设为中心的大规模基建计划是接下来白宫施政的主要方向。初步测算，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制造业补贴与大型基建计划，公共财政可能安排的总支出将超过1.7万亿美元。
值得指出的是，在创造财政赤字方面，国债利息支出已成为所有支出项目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其中2024财年利息支出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规模增至1.1万亿美元，同比增幅近30%，债务利息支出占GDP比重升至3.93%，创出过往26年的最高水平，而在2025财年的前5个月中，政府公债的利息支出又较上年同期增长10%。作为政府公债成本扩张的基础，目前美国债务总额已突破36万亿美元，债务之比超过100%，而按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预测，未来十年美国国债可能激增20万亿美元。
理论上说，国债发行量越大，供给过剩状态下会压低二级市场价格，同时推高一级市场收益率，由此引起的利息支出不断增加也会放大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并导致投资者要求美国政府支付更高的借贷期限溢价，进而推高整个借贷成本，政府负债成本上升导致财政赤字压力增加，于是成为美国的一种长期趋势。按照CBO的测算，2025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将达到1.87万亿美元，而利息支出占比超过50%；长期看，未来十年美国预算赤字累计将高达20.2万亿美元，同期国债利息总支出将增至10.6万亿美元。
压减财政赤字的重要抓手
理论上看，特朗普的减税政策是基于经济学的“拉弗曲线”理论，即过高的税率只会严重损害人们创造的积极性，从而让税基缩小，最终能收到的税收也会更少；相比之下，适当降低税率，则可以有效扩大税基，增加总税收量。据美国税收基金会测算，特朗普的新一轮减税可使2026年纳税人的税后收入平均增长2.9%，长期增长约3.0%，由此必然有助于促进私人与家庭消费，外加减税带来的企业投资积极性提升，美国GDP可长期增长约1.1%，公共财政收入借此将获得明显改善。
提高进口关税乃是平衡政府财政收支的另一个有效力量，特朗普甚至公开表示，要让进口关税成为所得税收入的主要替代。截至目前，特朗普已经宣布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25%的关税，同时对所有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20%的关税，另外还表示要对美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加征25%的关税，并对美国进口商品征税的国家征收“对等关税”。不仅如此，特朗普还在积极推动美国对“外部”农产品、药品、石油和半导体等特定行业征收约25%的关税，并发出威胁要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统一的10%或20%的关税。
从最新数据看，今年2月份美国关税总收入达76.7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高出9.23亿美元，表明关税政策可能正在增加财政收入，而且随着3月后更大面积与更高进口关税的相继落地，这种趋势也会进一步加强。按照CBO的预测，拉满关税弓弦（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20%的普遍关税，并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额外征收50%的关税）后，未来十年可降低财政赤字2.2万亿美元。
由马斯克挑头的政府效率部（DOGE）所可能发挥出的减缩财政赤字功能被寄予了很大希望。按照马斯克的计划，要将目前6万亿美元的政府支出至少削减2万亿美元，为此，DOGE目前正在大力度推动联邦政府机构的裁撤与削减，在教育部已经关闭之后，国际开发署、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联邦行政研究院等机构都将随之撤销，与此同时，以“买断计划”为主的政府雇员大规模裁减工作也在雷厉风行地进行，对此，德意志银行测算，若永久性削减10%的政府雇员并在完全冻结招聘的情况下，每年可节省约250亿美元的公共开支。
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DOGE也负责监督落实一些政府部门的赤字削减目标，其中教育和劳动委员会10年需削减3300亿美元财政赤字，农业委员会也须承担10年削减2300亿美元的赤字任务，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也要完成10年削减8800亿美元的最大规模赤字削减任务，不仅如此，国防部未来5年内每年要削减8%的国防预算，期限削减规模约500亿美元，至2030财年军事支出减少近3000亿美元。
废除拜登时期的清洁能源产业政策以及扩大传统能源开发力度与进度，也是特朗普增加政府收入和部分对冲财政赤字的重要一环，为此，特朗普取消了购买电动汽车的7500美元消费者税收抵免，并推翻了拜登时期的燃油车排放标准。根据美国税务基金会测算，上述两项举动可导致未来十年财政赤字分别下降0.9万亿美元和0.1万亿美元；另一方面，特朗普计划要增加石油生产以及天然气开采，此举将为今后十年的财政收入做出约0.4万亿美元的贡献。
当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与缩减赤字规模，特朗普也不惜剑走偏锋，按照每张价格500万美元计算，计划对外卖出1000万张美国移民“金卡”，由此可以多增15万亿美元的财政进账。另外，基于目前美国有22%的债务是短期国库券，美国财长贝森特准备减少短债发行规模并增加长债发行数量，目的是通过降低短期利率倒逼美联储降低货币市场利率。按照贝森特的计算，如果美联储能把利率降到2%，美国政府每年在国库券上的利息支出就能减少GDP的1.1%，财政赤字压力便会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不可摆脱的财政赤字难题
贝森特曾提出过名为“3-3-3”的计划，内容是至2028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削减至GDP的3%，同时实现3%的GDP增长与每年300万桶的石油产出，后两者当然是实现前者目标的基本前提与条件。数据显示，2024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1.83万亿美元，赤字率为6.4%，如果削减至3%，相当于四年之后财政赤字规模砍去了1万多亿美元，不过，贝森特的设想似乎很快被更权威的声音所否定。按照众议院通过的最新预算决议，2025财年联邦预算赤字为2.2万亿美元，赤字率7.3%，未来十年增加赤字2.8万亿美元，实际赤字率约为6%，看得出，众议院的赤字预算数据在短期内要高于CBO的测算结果，同时二者对长期赤字率的预判也相差不大。
包括教育、农业等在内，特朗普政府收缩了许多自主性支出的口径，并向很多部门派发了裁减赤字规模的硬性指标，但同时也有更多的法定性支出以及一些自主性支出增大了预算规模，如国土安全委员会未来10年获得了超900亿美元的预算增加额，同期军事委员会获得了1000亿美元的增量预算指标，司法委员会拿到了10年1100亿美元的预算增加额，而筹款委员会所分配到的预算增加额度则达4.5万亿美元之多，即便是国防预算总额要在未来5年削减8%，但仍有核武器和导弹防御计划等多达17个领域的支出不仅不会减少，反而还要增加。
为了让减税政策能够如期顺利启动，特朗普很大概率上会选择预算和解程序，这一决策机制的核心优势就是允许立法在国会以简单多数（51票）通过，但是减税是否能够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未来却存在不少悬念。一方面，不同于特朗普1.0时期的减税政策，2.0期间的减税力度要弱了许多，这种边际递减效应极有可能传导至消费与投资层面；另一方面，新一轮的个人减税主要面向普通工薪阶层，庞大的中产阶级并没有得到实惠，也就难以刺激出可以预期的消费增量。
再来看大刀阔斧的政府部门改革。公共开支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减少政府购买固然可以压缩赤字，但同时也必然削弱财政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力量，尤其是稀释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包括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关系中断、业务量萎缩的情况下也会倒逼企业做出相应的裁员安排，外加主动性或被动性离职的政府雇员群体，劳动力市场失业状况很可能出现恶化趋势。按照巴克莱银行等华尔街机构的预测，至今年年底，政府部门变革所引起的总裁员人数将超过50万人，相当于2024年美国就业增量的四分之一，消费因此受到的冲击值得担忧，且由公共投资抑制与私人消费收缩综合形成的对经济增长负反馈也必然拉长财政赤字扭转的进程。
进一步来看提高进口关税政策。数据显示，去年美国的关税收入为770亿美元，按照特朗普的逻辑，若想通过提高进口关税弥补美国智库税务基金会所测算的因减税所发生的每年7700亿美元左右所得税损失，就须将现有进口关税率上调100%，但这种假设极不现实，即便真实操作起来也会招来相关国家的报复，最终只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更为重要的是，提高关税所引起的再通胀忧虑已经开始在美国蔓延，最新月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已创下近四年来最大跌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升至两年来最高水平，反映未来5年通胀预期的美国密歇根大学物价读数正在朝着历史最高点靠近，一旦高关税关联出高通胀，作为美国经济最重要部分的消费中枢就会遭遇重创，宏观经济很有可能发生“滞胀”风险，到时财政状况改善的希望也会越来越渺茫。
特别要强调的是，今年前两月美国CPI同比上涨2.9%，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CPI同比涨幅为3.2%，双双距离政策设定目标依旧较远，如果再考虑因提高关税所衍生出的再通胀风险，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度的收敛倾向必然会不断强化，而且美联储今年以来所公布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也都没有放弃对调降利率持谨慎态度的口风。只要美元利率维持于高位，美债收益率也会跟着横盘于高点，国债利息成本推高财政赤字的压力自然不会出现松动，特朗普所追求的财政收支改善目标便恐难实现。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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